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技术发展是推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原因，而人口迁移流动、就业和居住形式的变化则是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原因。正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和由此带来的就业形式、居住形式、家庭类型、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种特点更加明显。

　　时空压缩特征更加明显

　　我国在短短的40多年里经历了发达国家用了二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社会结构变迁和其他诸多方面一样具有时空压缩的特征。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例如，在人口结构方面，以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为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英国用了40多年，而我国只用了23年，造成了“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1978年以后，我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在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人口老龄化又不期而至。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起国家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大部分青年人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对婴儿的男性性别偏好也有改变，少数农村地区担心孩子长大后娶妻彩礼负担过重则更愿意生育女孩。绝大多数地区乡村产业结构仍然较为传统、收入相对较低，但是，人们普遍用上了互联网，不少地方有了电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更趋城市化。

　　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变

　　首先是城乡结构巨变使得农业户籍值钱了，农民一方面愿意进城务工经商和生活，让子女在城市读书，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不再愿意轻易放弃农业户籍。农村青年特别是农民工二代更加愿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择业观念也倾向于脑力劳动和体面就业，但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和个人能力又与城市的要求有不少差距，“有人没事做”和“有事没人做”现象并存。体制内和体制外、多种所有制、多种产业模式和就业形态并存，使得人们收入差距、劳动关系、权益保护、职业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多元多变。体制内就业稳定性较好、住房医疗养老社保可预期，但是，收入不高，职业发展按部就班。在体制外创新性行业、高技术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工作挑战性强、学习成长空间大，薪酬待遇与个人能力、绩效密切相关，但是，工作压力大而且极不稳定，经常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速度放缓，特别是2018年以来国际经贸形势波动较大，农村非农就业难度加大、不稳定性增加。

　　社会需求在多元化和高级化中呈现阶层化和群体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需求结构总体呈现多样化、高级化的趋势。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1978年下降34.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6%，比1978年下降28.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1.2%，比1978年下降36.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发展型消费保持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2498.9元，比2013年增长53.6%，年均增长11.3%；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086.2元，比2013年增长49.3%，炒股入门知识大全，年均增长10.5%；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451.2元，比2013年增长59.1%，年均增长12.3%。201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37.5辆，比2013年增加15.2辆，增长68.2%；农村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9.3辆，比2013年增加9.4辆，增长94.4%。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模仿式、排浪式的大众化消费时代基本结束，人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差异化、小众化、品牌化消费。

　　在客观需求变化的同时，人们主观的社会需要不断增强，例如，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等越来越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在参与社会组织方面，青年世代是主力群体，“90后”的社团参与率最高，达到58.5%，而“50后”及以前的世代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不足20%；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社会组织积极性越高；职业地位越高，参与社会组织程度越高，白领职业群体 (包括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 的参与率较高，其中机构负责人接近60%，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分别为53.8%和55.5%。农业劳动者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最低，仅为24.2%。农村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率低于城镇居民，二者分别为34.6%和39.7%。

　　客观地位与主观认同不一致现象仍然较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