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中国资本市场现状及发展分析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资本市场高定位的提出，一个重要中国资本市场现状原因就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需要通过深化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完成，这中国资本市场现状迫切需要资本市场的参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形成的引擎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在快速工业化、中国资本市场现状城镇化的过程中，银行可以高效率地把储蓄动员起来，使之快速转化为长期资本，迅速提升经济的资本密度。但是随着传统经济模式下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率快速下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诉求越发迫切，高度依赖银行和“影子银行”进行信用创造的金融体系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两个。第一，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融资体系结构失衡，推升了社会债务的水平和杠杆率。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中国资本市场现状直接融资占比较低，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仅为约15%，与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重普遍已经超过60%相比差距甚远。另一方面，直接融资的内部构成发生变化，股票融资占比不升反降。2002年，企业信用债券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比重仅为0.41%，境内股票存量占比为4.52%。但到了2019年10月，企业信用债券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比重提升至11.13%，中国资本市场现状境内股票存量的占比下降至3.54%。显然，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融资功能是明显欠缺的。企业融资筹集的资金大部分以债务形式计入，用于支持既有债务体系循环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相同规模的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逐渐下滑，进而不断推升全社会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因此，资本市场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债务、中国资本市场现状信用创造机制不畅等问题，改变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创造足够的信用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改变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资本市场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通过直接融资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

2020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报，中国人均GDP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 276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超越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处于4000～18 900美元的国家，该指标处于这一区间之上的国家就可以被认定为“富裕国家”。根据中国当前人均GDP换算，我国刚好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正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达到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无法攀升到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的上游，进而增长停滞。要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发展新兴产业。